能否相對冷靜地看待日本描述戰(zhàn)后創(chuàng)傷的電影，基本可成為我們判斷年輕人是否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個標準。實際上，日本作為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邪惡軸心國之一，其平民也受到了傷害，電影正好成為我們了解當年“敵國”的窗口：日本也有反對戰(zhàn)爭的知識分子，公開表示對軍國主義不認同還可能被當成共產黨抓入牢中（《二十四只眼睛》，1954年）；日本對外發(fā)動戰(zhàn)爭，國內物資匱乏，遭受美國攻打時更是遍地哀鳴，路有餓殍（《螢火蟲之墓》，1988年）；二戰(zhàn)期間在別國占領地生活的人們回日本后，馬上面對的是走投無路的漂泊命運（《浮云》，1955年）；更不用提法國導演阿倫·雷乃在《廣島之戀》（1959年）里用大段真實影像客觀展現(xiàn)廣島被美國原子彈摧殘的不幸世態(tài)了……先接受兩敗俱傷的事實，我們才能談“和平與反戰(zhàn)”這個目前雙方普遍持有的原則。
            今年日本報名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的兩部電影之一，《喬瓦尼之島》，就是涉及戰(zhàn)爭議題的煽情之作。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不多，出生在色丹島附近的漁家兩兄弟，10歲的純平和7歲的寬太，他們固執(zhí)的漁夫爺爺，喪偶后一直靠妻子生前摯愛的《鐵道銀河之夜》寬慰自己和兩個兒子的小島防衛(wèi)隊長辰夫，為人世俗現(xiàn)實、心眼卻不算壞的吊兒郎當?shù)氖迨逵⒎?，充當母親角色的女老師佐和子，還有日本戰(zhàn)敗后占用他們家正房的蘇聯(lián)軍官之小女塔尼亞。片頭用兩個男孩偷鳥蛋的一串流暢鏡頭，把1945年日本被攻陷之前的小島生活拍得像天堂，畫面之精美、人鳥互動之俏皮堪比吉卜力的任何一部幻想長片。而集體收聽日本天皇宣布戰(zhàn)敗的廣播時，漁民們的表現(xiàn)又很寫實，“不知道，聽不太懂”，日本平民面對文縐縐官方辭令的反應理應如此。他們對占日美軍的看法，也很像黑澤明的《七武士》（1954年）中農民聽說武士要來村里的反應——把女人藏起來。接著，蘇軍占領小島，上演了世界各地都傳說過的“毛子手腳不干凈”的劇目，島上日軍也被發(fā)配西伯利亞，另一面，電影又用數(shù)學、音樂、文學、通電、火車等文明元素，暗示兩個民族有可能和平溝通、共處。這一點上，最令人觸動的，除了兩兄弟和塔尼亞之間的跨國青澀情緣外，當屬比鄰教室里的兩國孩子互唱對方民歌的片段了，他們“交流”的日本“紅蜻蜓”和蘇聯(lián)“喀秋莎”，都是類似我國“茉莉花”的民族標志性歌曲。
          和平只是表象，雙方國家利益實難統(tǒng)一。辰夫私自發(fā)放島內藏糧給饑民、可說“盡忠職守”的行為，英夫企圖把糧食偷運到本土倒賣的行為，一起導致整島日本人被粗暴地遣返本土。后半段劇情，便是虐心指數(shù)堪比《螢火蟲之墓》的漫漫回鄉(xiāng)路。如果只展現(xiàn)戰(zhàn)后日本平民的苦難，這部電影很難得到世界人民的認同，但它還有超越苦難的人文內涵。
          “但是真正的幸福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br>          “我們要好好干了呢。”
           片首直接用《銀河鐵道之夜》書中喬瓦尼和康帕內拉這兩個孩子的對話來交代故事要討論的真實主旨：無論幸福在哪里，人都要堅強勇敢地活下去。日本家喻戶曉的詩人及童話家宮澤賢治寫的這本書，是片中父子兩代人對抗艱難困境的精神支柱，純平和寬太的名字正是父親辰夫照著喬瓦尼和康帕內拉取的，連兩人的性格設定及命運都與這部童話相似：內向略帶自卑的純平目睹活潑爽直的弟弟寬太在對銀河鐵道的幻想中死去。細看宮澤賢治一生，他自愿到農村用科學知識扶貧的苦行，正如辰夫為國為民的奮斗，而賢治把對已故妹妹登志的思念寫進《銀河鐵道之夜》，造出“銀河列車”與她溝通，這樣的寫作初衷，直接幫助年幼的純平坦然接受弟弟的死亡。
          一本書，究竟怎樣成為精神力量呢？詩意，幻想之美。在詩人創(chuàng)造的意象暗示下，被蘇軍抓獲的父親在孩子們的心中化身燃燒著紅光、照亮夜晚的天蝎之火。純平用童話中通向任何地方的車票，安慰奄奄一息的寬太。寄托著兄弟倆無限幻想的火車，也實際成為載他們去尋找父親的工具，寬太要見爸爸的執(zhí)念表面上看是熊孩子拖累大人的任性，其實是人小心明的孩子知道自己大限已至，想趕去見爸爸最后一面，不知日本本土為何物的寬太，并不會把幸福的終點放在日本，故園失去，他只能幻想著天國的光芒和原野離世。純平背著寬太尸體登上回日本的輪船，不停背誦書中“哈利路亞”的選段假裝他還活著，與其說是在呼喚基督教里的神，不如說是在呼喚基督教祈禱文泛出的詩意之光。
           主角用詩意之美支撐生命的另一個電影范例，是資本主義陣營根據(jù)帕斯捷爾納克同名小說改編、描述前蘇建國初期艱苦年代的《日瓦戈醫(yī)生》（1965年）。這一范例與《喬瓦尼之島》一樣，都證明世界人民還有這種超越地域國別、政治目的、民族仇恨的統(tǒng)一價值。盡可能地挖掘生活中的美與愛，或許比宣揚一切浩劫后的集體虛無感更積極。瞧，五十年后，重返故土的純平，不是念著《銀河鐵道之夜》里的美麗語句，把詩意傳給了塔尼亞的孫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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