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王朔的，導演是張元。張元和張藝謀有一點相似，就是盡量不重復自己。這么些年來他拍的電影千奇百怪，從故事片到紀錄片，從地下的到主流的，從拿獎的到被罵的……這一次又是一部兒童題材的作品。
看完這部電影，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我自己的幼兒園時光。小時候我的父母都不在身邊，我被托了關系送到某政府機關下屬的子弟幼兒園入了全托，與一堆和我差不多情況的小朋友同吃同住。我和別的小朋友都不是很熟，于是很小的時候就常常一個人背著手在園子里瞎晃悠，扯兩根樹枝當寶劍，看上去很酷，其實很孤獨；此外，全托是一個高度強調集體主義的地方，所以我從小就是乖孩子，在幼兒園里都能做班長，當然對老師的話是堅決執(zhí)行，居然到現(xiàn)在還沒被訓練成社會支柱，想想真是一身冷汗。
方槍槍當然比我調皮多了。這個頗有王朔自傳性質的四歲小男孩，被父親送入托兒所之后，就成了一個令老師頭疼的異類。幼兒園，尤其是全托，是孩子們第一次進入社會，是真正的社會，因為終于開始有人管著你了。比如方槍槍在幼兒園里就被教導了很多東西，吃飯、撒尿、拉屎，都有規(guī)定時間、規(guī)定地點、甚至規(guī)定的內容——和我的幼年有點象。表現(xiàn)好的孩子，會得到老師的表揚，乃至一朵小紅花。李老師就真誠地表揚了某某小朋友已經學會拉屎，更促使大家對于獲得“小紅花”的渴望。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簡明扼要的管理體制：不聽話的小朋友會被扣小紅花，不乖會被扣小紅花，就連不會自己穿衣服，吃飯前不洗手，都要理所當然地被扣小紅花；再遞進下去，代表幼兒園最高意識形態(tài)的園長下令：“實在不聽話就關他禁閉，告訴其他孩子，都不要理他，孤立他，看他再不聽話……”
電影的英文名就是《Little Red Flower》，“小紅花”就是一個誘餌，要得到它就得“聽話”，隱喻著成人社會對兒童天性的剝奪甚至摧殘，學術一點的說法更加精彩，叫“閹割”。本片故事發(fā)生的時間大概還在文革時代，接近《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那段不用上學的美好時光。和后者一樣，影片在敘事中淡化了當時的現(xiàn)實政治環(huán)境，而以青春記憶——甚至是童年記憶——來反思我們這個社會一些根深蒂固的教育模式乃至意識形態(tài)。
呃……這么說似乎有點教條地拔高，把本來輕松有趣的電影打扮成面目猙獰的說教。其實這部電影是很好看的，畫面精致，演員精彩。扮演方槍槍的小朋友簡直就是王朔再版，好比當年的夏雨拷貝了姜文。
這部電影很容易讓人想到鄭淵潔的皮皮魯，都是調皮搗蛋的小鬼，都是現(xiàn)有體制中的小小叛逆。現(xiàn)在的孩子們可能很少看皮皮魯了，他可是我兒時的偶像；方槍槍當然沒有皮皮魯那么神通廣大，他沒有舒克和貝塔，他只有南燕和北燕兩個小姐妹，亦敵亦友地你來我往。說到小姑娘，我們可以感到電影中若有若無的性啟蒙，一堆小男孩小女孩總是同吃同睡，還光著屁股“打針”，沒法不讓腦筋復雜的人比如我多想。
方槍槍代表了我們本性中的純真，或許還有點小壞，但是他注定要面對老師，園長，規(guī)章制度，還有那朵朵小紅花的威逼利誘。老師們都是大灰狼，方槍槍這么想，他在小朋友們中間散布謠言，并帶領小朋友們試圖捆住大灰狼，起義當然失敗了，老師正在嚴刑逼供別的同學，方槍槍怒喝一聲：“操你媽的！”，這句話把老師們嚇住了，“誰教你的？”
“沒人教我！”小流氓方槍槍理直氣壯。這個段落讓我暴笑，笑完了覺得鼻子有點酸?！皼]人教我”，因為我們曾經與生俱來的血性，可是慢慢地，這樣的血性到哪里去了？方槍槍扔掉了小紅花，可是影片的最后，他看見大隊的解放軍叔叔排列整齊地走過，人人胸口都有一朵大紅花。
無論是童話還是故事，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孩子的世界往往是大人的世界的寓言。晶瑩剔透的純真，終有一天被揉搓成溝壑縱橫的世故，有的時候想想，成長真是一個殘忍的過程。

我想問的是，方槍槍走后會怎樣，但是似乎電影并沒有直說。這個問題我試圖在豆瓣《看上去很美》的頁面之下求解，看看有沒有評論高手能告訴我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頗令我失望。多數(shù)評論并沒有關心這個問題，而是醉心于將影片生硬地套在福柯或者別的什么理論框架下作零碎化地解讀。因為我并沒有讀過王朔本人的這本小說，因此也談不上究竟王朔是不是真的把故事寫的像那些評論一樣零碎，但是至少我認為我們自己能發(fā)現(xiàn)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上面這段話說的很玄，我希望下面的文字能把這個看上去很玄的主張說清楚。在我看來，方槍槍走后會怎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在這部電影中刻畫了一個個體一開始試圖接近這個群體，但是屢次失敗之后決定離家出走。用一句話做這樣的概括似乎是對于電影導演和王朔先生的不敬，我并不否認在這部電影中方同學和這個群體之間的互動被描述的非常直觀，給人很大的沖擊力。電影似乎在給我們描述一個制式教育的典型畫面，整齊劃一的時間安排，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被設計成標準作業(yè)流程，甚至穿衣服或者上廁所都有自己的“標準作業(yè)流程”。這不能不讓人想到?？略凇兑?guī)訓與懲罰》中描述的某一監(jiān)獄的日程作息表。方同學在這里實際上存在兩種選擇，要么融入這個群體，要么與之對立。毫無疑問任何人都不可能首先選擇與之對立，人需要一種群體生活，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小朋友需要有人和她們一起玩，在成年人中我們需要結成社會以達成社會分工以及創(chuàng)造良善生活可能的條件。方同學首先的選擇顯然是試圖融入這個集體。

影片中選擇插入汪同學那個作為后勤部長的父親的出現(xiàn)我認為是很有些深意的，似乎暗示了方同學從這件事之后逐漸發(fā)現(xiàn)幼兒園這個小社會的社會制度背后的虛偽和荒謬。我認為這個情節(jié)是很不錯的，作為之前一向很關心“法律”，試圖做一個“良好公民”的方同學，忽然發(fā)現(xiàn)自己所珍視的東西居然能通過某種“錯誤”的方式輕而易舉地得到，這種沖擊顯然是巨大的。方同學決心發(fā)動自己的反叛。但是因為存在這個環(huán)節(jié)，我們自己的慎思就需要在這里停留一會兒：對我們而言，方同學是不是一個壞同學？你可以說是，因為之后的連串行為是典型的破壞紀律的行為，但是你也可以說不是，因為所謂的紀律不過是一套虛偽的把戲，甚至在謊言被揭穿的時候，居然整套“法律體系”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一個實際上無辜的人。方同學的反叛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當然我相信這不是他自己有意要提出的，即究竟怎樣選擇才是對的？而實際上影片暗示了唯一一種可能的答案，即權力就是正義：無論是能夠左右李老師的汪部長，還是在李老師眼里是“良好公民”的倩倩同學，都暗示了這個答案。所謂的正義，就是權力要你做的事情，沒有更進一步的為什么。當你去反問，憑什么要這樣的時候，實際上你已經錯過的答案，因為這個問題本來就不該提出。但是可惜的是，方同學還是問了這個問題，得到的回應是“你怎么敢頂撞老師”？

上述的解讀似乎對應了非常意識形態(tài)化的某種解讀方式，即這個影片就是在暗示中國某一歷史時期的荒謬。當然毫無疑問這種暗示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們的反思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是不足的。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則的追問，這部電影僅僅意味著那段荒誕的歷史嗎？集體生活的方式并非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獨創(chuàng)的生活方式，而是大工業(yè)時代的典型的生活方式。當然你可以說現(xiàn)在我們并不是住在集體宿舍中，但是不要忘記了我們這個時代卻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讓我們和別人聯(lián)系緊密，甚至美國證劵市場的一次波動都能影響到中國的某個企業(yè)，而一個地區(qū)的物價的變動可能引起的是整個國家的市場發(fā)生波動。我們不再被強制的束縛在“單位”中，但是我們卻“自愿”被束縛在某個更大的共同體中。其實說到“自愿”和“束縛”放在一起就讓人感到不舒服，但是這的確是現(xiàn)狀，并且也是方同學的第一次選擇的結果，他試圖將自己融入這個大社會之中。因此實際上我們會發(fā)現(xiàn)，過去的單位制和集體生活的內在結構實際上并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而發(fā)生變化，或者說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內在結構。當然，所謂你自愿加入到一個束縛之中，即所謂“異化”問題，你的自由意志異化成了一個異己的對抗自己的東西。

如果我們放在這樣一個更大的維度去看這部電影，實際上它表達了一種反叛，這種反叛絕不僅僅是對于某一種具體的政治體制的反叛，同時意味著一種對于“表面世界”的反叛。我所謂“表面世界”也就是那個“小紅花”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一套道德話語很好的解釋，錯誤的被消滅，正義得到弘揚。權力的運作被裝飾成某種永恒道德標準的逐漸展開與實踐。方同學試圖爭取自己加入這樣一個社會中，但是不幸的是因為某種偶然的機會，它發(fā)現(xiàn)了這個“表面世界”背后的內在結構：它是赤裸裸的權力交易，一切的人及其活動不過是權力的某種自我運作的需要，而并非所謂的目的本身。毫無疑問，好學生與差學生總是同時存在的，紅花榜意味著某種表彰，也就意味著某種懲罰，影片中這種懲罰從紅花榜到關禁閉組成了一個連續(xù)的懲罰結構，毫無疑問我們也可以在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刑法典中發(fā)現(xiàn)這一套階梯結構。我們通過樹立“差學生”作為對立面，用“他們”形成“我們”。所謂的末位淘汰制或者紅花評比，實際上將“末位”視為一種不可接近或者不可言說的符號或者形象，從而使得整個群體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這個“末位”，當然在實踐中人們就會發(fā)現(xiàn)最好的躲避瘟疫的方式就是實踐正義，而這恰恰中了權力的圈套，因為所謂的正義不過是粉飾出來的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將自己置于這樣一種完全批判的境地，我們會發(fā)現(xiàn)我們無所依靠。如果全部的道德戒律不過是權力游戲，那么我們如何譴責權力本身呢？我們只能選擇閉嘴，無從言說這種批判。那么這樣做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呢？誰賦予我們行動的意義呢？正如方同學自己，能夠以很多的方式挑戰(zhàn)整個共同體，但是作為電影觀眾的我們，能說什么呢？我們說他是一個差學生嗎？似乎也不能，因為如果我們這樣說，實際上已經選邊站在李老師一邊，但是這令我們感到不安；我們能說他是一個好學生嗎？似乎也不能，因為他做的事情的確稱不上“好”。那么我們能說什么呢？或者說他在干什么呢？按照這個邏輯似乎他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沒干，那么他實際做的那些事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捏同學的臉，打上廁所同學的屁股等等。如果我們不能用現(xiàn)有的道德話語譴責他，那么我們只能說他在自己創(chuàng)造意義，他在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如同一個“職業(yè)革命家”，他的意義就是挑戰(zhàn)權力，諷刺權力，攻擊權力。但是這些實際上都不能成為獨立存在的意義，而依然是依附于權力本身。當方同學大聲說“快告訴老師我脫隊了”而無人理會的時候，自我創(chuàng)造的意義已經宣告失敗，那么唯一的路就是逃跑了。

但是正如我在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方同學跑了之后能怎樣？我想只存在兩種可能，也就是和當年娜拉出走之后可能的結果是差不多的，要么被人找到重新回到幼兒園，要么在社會中長大真的輪到公安局去“收拾”他。說到公安局，影片中有一位老師的這個威脅實在是很值得玩味，并且幼兒園出去就是醫(yī)院，也是很有意思的設計：一個健康的人就活在“幼兒園”，要么就是不健康的人就活在“醫(yī)院”，只存在著兩個選項。因此，真的要追究起來，方同學走后會怎樣，其實影片已經有所暗示。這個暗示是悲劇性的，或許王朔本人也止筆于此了。不過我覺得如果按照上述的分析，我們就錯過了一些重要的內容。發(fā)現(xiàn)這些內容是需要脫離出影片的故事本身的。這部電影提供了一種解的答案，但是自己有證明了此路不通。那么又該怎樣呢？存在一個問題，方同學真的只能跑嗎？當然你可以說方同學曾經用一個謠言發(fā)動過一次“革命”，但是很快被“鎮(zhèn)壓”了，只是因為“反動政府”的勢力過分強大。但是我們如果將這個問題追問到現(xiàn)實生活中，是不是真的就無路可走？或者說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發(fā)動某種革命？

回到方同學第一次的選項中去，那個時候他試圖加入這個社群之中，并且這是一個“自愿”的行動。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從母親的懷抱中脫離開來，就必然需要賦予自己某種身份，成為某種社會角色，這也就是“加入”某個群體。在我們生命中我們會加入幼兒園成為“小朋友”；會加入學校成為“學生”，在這其中有些朋友在學校參加過各種社團組織也會加入這些群體中；會加入工作單位成為“職員”；會加入自己的家庭成為“丈夫/妻子”“爸爸/媽媽”等等。我們總是在“加入”的路上。當然，每一次“加入”都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社會實踐客觀賦予這一社會角色的規(guī)定性，我們必須將自己的生命規(guī)定起來，才有可能顯示出自己的能力，必須有這個規(guī)定性，否則就是散亂的，流變的，就好像風或者氣一樣，是“無定形”，那么也就注定是沒有一種定型的力量。我們需要把自己展示出來的時候，就需要能展示出來，而不是流于無形，比方說我們需要實現(xiàn)自我，就必然需要將某種自我的能力客觀的實踐出來，做畫家、藝術家、法學家、鋼鐵工人等等，一輩子懶懶散散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整個人也就無所謂意義可言。方同學最后發(fā)動的一連串反叛，實際上也是給自己的某種規(guī)定性，將自己顯示出來，當然他最后失敗了，只能逃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規(guī)定性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內在本質要求，那么邪惡的并非規(guī)定性本身，而是要看它規(guī)定了什么。

如果我們將問題轉換到了規(guī)定性本身規(guī)定了什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方同學本人并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的能力，或者甚至多數(shù)成年人是否具有處理這個問題的能力也是存疑的。他們受到自己未經訓練的思維的束縛，被感情，狹隘的經驗，自身利益等等捆綁。如果真的要把問題都講出來，那么反而會引起懷疑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這個問題已經在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政治實踐之一的雅典民主制中有所體現(xiàn)。那么這就要求執(zhí)政者能夠借助于普通人的感情和判斷，在“不知不覺間”將正義之事達成。但是這似乎又預設了正義之事的完成是需要欺騙的，而這種欺騙也包括了執(zhí)政者對于被統(tǒng)治者的一個對立。不過這一觀點也包含了對于普通人處理政治問題的不信任，那么我們又可以判斷“李老師們”是否真的在使用權力讓我們自身，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更好的發(fā)展以及全面的實現(xiàn)，而不是將權力視為謀求自己統(tǒng)治階級私利的工具？那么問題再次回到，道德判斷的意義究竟如何存在？如果我們將問題推進到這一步，難題就不再是針對方同學，而是李老師，她自己必須對自己作出辯解。但是面對一幫小朋友進行這樣的辯解嗎？我們也能想來她的說辭，即影片中反復提及的“這樣是為你好”。其實到底本來是用來欺騙“被統(tǒng)治階級”的小朋友的話，實際上她自己也真誠的相信，這也是在權力體中真實存在的問題，公平正義的運行被不分統(tǒng)治階級還是被統(tǒng)治階級都真誠地相信著，而統(tǒng)治階級相信自己僅僅是在維護永恒道德的實現(xiàn)，維護一個自然秩序罷了：所有人都被騙到了。

這樣，這部電影揭示的問題已經被追問到底，作為另一種意義創(chuàng)造者的方同學即將面臨悲劇的結果，我們也無從反思我們現(xiàn)在所承受的規(guī)定性是否真的就是好的。我應該承認“方同學走后會怎樣”是一個糟糕的問題，因為它真的無從回答。

本片是以一群孩子主演，來表現(xiàn)成人世界的電影，雖然影片中充斥著赤裸裸的鏡頭，但因為是孩子們最原始的表演，一切也就顯得不是那么低俗，而是一種另類美。不過，在如此時代背景下所發(fā)生的故事，個性與社會性的激烈碰撞，自由與制度的相互對立，即便是以孩子的視角所呈現(xiàn)，這種另類美也正如片名，僅僅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太喜歡這部電影了，編故事幻想老師是妖怪，不碎午覺，逃跑出去玩各種讓我想起了童年的時光~~看不透也分析不來里面的深層含義~~~只是覺得能讓我回味一下童年，再會心大笑，就夠了。另外，真心不喜歡里面那個李老師啊~~~就不能好好地跟小孩說話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劈頭蓋臉一頓呵斥，難怪要被小朋友想象成妖怪。方槍槍簡直萌死了。

別以為孩子的世界就是一塵不染。
成人世界里有的一切，孩子的世界里都不會缺少。

從搖籃到墳墓，人都活在比對當中，
多數(shù)時候是在別人制定的標準里掙扎；
少數(shù)時候是和自個過不去，不給自己出路。

小時候是小紅花：花多人優(yōu)受稱贊是榜樣，花少人劣受輕視是頑童。
長大以后是大紅花：名利權色，多多益善，欲無止境。

最初，人總是會下意識地保護自己的小辮子。
一旦它毫無徵兆的被剪掉了，人第一反應輕則苦惱，重則哭鬧。
而這都不能掩藏事實：辮子的被剪掉是一道無法愈合的心靈傷疤。
被剪掉的不僅僅是毛發(fā)，而是你與生俱來或后天得以和人區(qū)分開來的個人特點。
這，在統(tǒng)治者看來，不過是你難以馴服的任性。
你不是和別人不一樣嗎？好！我來改造你！看你還能不能和人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磕呛茫∥依^續(xù)來改造你！看你到底能夠堅持多久。

人或許會因為被剪掉了辮子而受賞，比如：一朵小紅花。
而當時的你傷心得不行！哪里會在乎一張紅紙——在你眼中，什么花，不就是紙嘛！
于是你拒絕它，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你將會得不到它。
直到有一天你發(fā)現(xiàn)原來，小紅花的多少就是他們評判人優(yōu)劣的標準。
從它的本身價值而言，它仍然是一張紙，對你和對他人皆是如此。
而其附加涵義卻大大超過了一張（堆）花紙：
它是孩子維護敏感自尊的有力武器，亦是成人急需膨脹的成就感的直接表現(xiàn)。

于是你忘卻昔日被閹割掉的辮子，開始追求本被你所唾棄的花花。
一旦出隊，就會有教官跑過來大聲訓斥：你還想不想得小紅花啦？
含著眼淚的你恨不得大聲叫喚出來：要！
然而在不斷的妥協(xié)中，你卻發(fā)現(xiàn)自我縮小的同時紅花不見得增多。
按照內心已經扭曲過的標準你會怎樣？
是人都會失落，不管這其中是因為自己不合格還是缺乏后臺和適當?shù)姆椒ā?br>失落帶出失望乃至絕望最終你會自己主動出隊并且慫恿其他人報告教官。
這些都是絕望者的姿態(tài)，在被完全孤立的狀態(tài)下希冀獲得他人的關注，就算是做小丑的代價。

人就是這樣走進了一個迷圈：
別人制造的花花對你真的那么重要？
被孤立了就一定是件壞事？
他人的關注是你唯一的價值體現(xiàn)？

槍槍最后側臥在一塊石頭上睡著了，那么單薄，無助。

或許，教官們也有過被閹割了的童年所以才會有如今的言辭。

或許，在這個沒有信仰的世界，我們從來萬劫不復。

或許，你是少數(shù)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