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傳政府的政策、方針，也盡量避免政治傾向直接“出場”，而是通過對克已、奉獻、集體本位和鞠躬盡瘁的倫理精神的強調(diào)來為觀眾進行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化”詢喚，從而強化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凝聚力和合法性。 當然，在這些影片中，倫理與政治、情與理、道德英雄與政治英雄之間的裂縫并沒有得到完全的縫合，盡管對這一裂縫的彌補，也許并不僅僅是或者主要不是電影文本自身的敘事能力所能承擔的。而從美學(xué)的角度上來說，不少“好人好事”影片，如《軍嫂》、《少年雷鋒》等，不僅敘事方式、視聽語言相對單調(diào)和陳舊，而且人物形象由于被道德定位，他們內(nèi)在的人性困惑和必然要面對的外在環(huán)境對人格的壓力在影片中便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和簡化了，人物被先驗地假定為就是一個既不受來自本性的個人利益驅(qū)動也不受來 自外界的利益分割的誘惑的“天生”的“好人”，人物形象往往缺乏立體性而成為一個平面化的倫理符號，或多或少地在相當一些影片中留下了意念化的痕跡。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談到小說藝術(shù)時，曾經(jīng)說，“小說的藝術(shù)教讀者對他人好奇，教他試圖理解與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所以，“將 道德審判延期，這并非小說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16這段話里也許正包含著某些被藝術(shù)歷史證明過的可以引起我們思索的藝術(shù)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