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此片已是許久，對于漢娜·阿倫特，一直有著深厚的興趣。從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出版到平庸之惡觀點的提出，漢娜·阿倫特總是給予我敏銳深刻和強硬不妥協(xié)的印象。正好深圳有個德國電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猶豫地訂票觀看。

整個影片應該說是拍得比較悶，而且字幕的翻譯也有些問題。如果事前對于漢娜·阿倫特缺乏了解，對于艾希曼審判缺乏了解的話，在觀影過程中會顯得比較吃力?，F(xiàn)場觀眾的反應也說明了此點，大部分觀眾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覺，只是到了最后阿倫特在課堂中的激情演說，才調動起部分觀眾的情緒，甚至伴隨著課堂上的掌聲，也有觀眾鼓起掌來。

客觀而言，此片還是較為準確地還原了阿倫特當時的生活。作為一部德國影片，既有著德國影片硬與悶，也具有德國影片的明晰與冷峻。該片注重觀點的交鋒，而對趣味性重視不夠。影片對于漢娜·阿倫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個時期，即以色列對于納粹艾希曼審判，她發(fā)表文章為艾希曼辯護，從而引起軒然大波。影片只是通過幾個閃回，將其一生的思想與行為進行了回顧。導演并不關注阿倫特個人的生活，甚至對于她與其老師海德格爾的關系，也只是在鏡頭前一閃而過。而是花了相當?shù)墓P墨，突出展現(xiàn)了漢娜·阿倫特喜歡思考與毫不妥協(xié)的性格。

艾希曼是個惡名昭彰的納粹罪犯，負責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被稱為“死刑執(zhí)行者”。很多猶太人對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審判之時，為防被殺，他的前面裝著防彈玻璃，也就是阿倫特所稱的玻璃盒子。其實對于整個的納粹德國來說，艾希曼絕對只是一個小人物。在審判之中，他也不承認自己所犯之罪，他認為他的一切行為只是在執(zhí)行命令。他真誠地信奉著納粹的思想，堅定地相信領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因此在執(zhí)行命令時，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猶豫地執(zhí)行。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將猶太人當作人，而只是殺人機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在他執(zhí)行任務之時，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異化成為一臺機器。

漢娜·阿倫特正是據(jù)此而為他辯護。艾希曼所犯下的當然是滔天大罪，畢竟六百萬猶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但阿倫特并不認為他應該承擔被指控的責任，將其帶至法庭上審判也并不公正。這樣并不符合對于法庭來說最為重要的正義原則。艾希曼殺人，并非是他與所殺之人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也非他仇視這些他所殺之人，他與這些被殺的猶太人素昧平生。他殺他們是因為要執(zhí)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話，覺得殺死這些猶太人有利于納粹事業(yè)，有利于德國的生存與發(fā)展。

在執(zhí)行命令之時，他不會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義，更不會去質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問題，而且由于沒有思考，也沒有了正常人內(nèi)心中固有的善惡判斷。艾希曼只是一個殺人機器，他按照體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機械而無情地殺死猶太人。只要這種制度不改，將誰放到那個位置上，都會執(zhí)行殺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個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納粹那種邪惡的思想或者主義帶來的罪愆。

由此，阿倫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觀點，認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極端之惡，而是平庸的惡，是在邪惡體制之下，每個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惡。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惡之人，從其法庭上的表現(xiàn)來看，他也是一個彬彬有禮之人。他也不愚蠢，喜歡康德的哲學，并自稱以康德哲學來作為自己行事準則。他為人夫為人父，恪守著自己應盡的責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個完美的兒子、丈夫或者父親。如果將他放到一個正常的社會，他會是個守法的好公民，也許還會是社會的中堅。不幸的是，他生于亂世，生于一種極其邪惡的制度之下，他沒有成為好公民，而是成為了殺人的艾希曼。而這，正是當時整個德國人的縮影，每個德國人都可能成為艾希曼。

艾希曼這種小人物何以會有著平庸之惡？漢娜·阿倫特指出，這是因為他們徹底放棄了思考的權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他們完全將自己當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顆螺絲釘，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與這個制度步調一致，就是讓這個制度完美地運轉，從不去思考這個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思考這個制度的合理性。在電影中，漢娜·阿倫特重復了她老師海德格爾的話，思考并不能給我們帶來知識，而只是讓我們能夠判斷善惡與美丑。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帶來力量。德國之所以會出現(xiàn)那種浩劫，恰恰是當時所有的德國人都不思考的結果。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個人的責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惡，不去理解這種平庸的惡，那么猶太人的悲劇還會在世界重演。

其實，這種重演一直都在進行中。從納粹德國，到紅色蘇聯(lián)，這都是漢娜·阿倫特所經(jīng)歷過或者所耳聞過。當然，還有一些更平庸的惡，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在這里，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nèi)匀痪芙^思考，仍然只有一種思想，一種制度的思想，占據(jù)著我們每個人的頭腦。我們天然地相信，現(xiàn)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當然的，并自覺地充當著這架機器上的螺絲釘，維持著這個制度的運轉。我們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樣，犯下了平庸之惡嗎？雖然我們沒有如艾希曼那樣冷靜而瘋狂地殺人，但我們?nèi)匀粫袼粯?，堅定不移地去?zhí)行制度指派于我們的任何任務。我們沒有殺人，并非我們厭惡殺人，只是我們沒有被歷史推到那樣一個位置上。

納粹將猶太人定義為非人類，因此艾希曼們就會不加思索地執(zhí)行著命令，從肉體上去消滅這個民族。有些制度則是蔑視著人類普遍認知，仇視著既有的人類文化創(chuàng)造與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理論，全民不也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人一樣，不加思索地瘋狂地去摧毀著一切。文革比之納粹德國，其造成的嚴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讓的。

當然，漢娜·阿倫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惡，并非就是為艾希曼之類的人脫罪。每個身處歷史之中的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都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有個流傳很久的故事，不論其真假，倒是可以從中體會出在惡的制度下，個人責任如何界定的問題。柏林墻倒之后，德國法庭審判開槍殺死越境者的軍人，這些東德的邊防軍人稱自己是在執(zhí)行任務。法官反問他們，難道你就不能將槍口抬高一寸嗎？如果邊防軍人抬高自己的槍，說明了他已經(jīng)有了獨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絕將自己作為制度機器的一部分，從而導致人性的復蘇，對于善惡也有了自己的判斷。而你放棄思考，讓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會喪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導致平庸之惡，眾多的平庸之惡，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災難的發(fā)生。

阿倫特其實并未止步于此。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殺中施害者一邊的責任，同時也談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責任，這才是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激起整個猶太社會憤怒的主要因素。她認為，之所以會發(fā)生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事件，當時猶太社區(qū)的領袖與納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同時，整個猶太社會對于這種駭人聽聞的屠殺，保持著一種沉默，而未有勇氣去反抗，也應對屠殺肩負一定的責任。對于惡的容忍，對于無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實際上也是一種平庸之惡。這種平庸之惡的泛濫，會讓極端之惡越演越烈，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這當然是正處于痛苦之中的猶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們認為這是向死難者親屬傷口上撒鹽。在當時情形之下，也確實如此。從此也可看出漢娜的絕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她本人是猶太人，正如她本人所聲稱的那樣，她并不將自己當成猶太人，盡管她當時也差點進入納粹集中營。然而，我們認真思考，漢娜·阿倫特的話，也并非沒有道理。對于殘暴制度的恐懼，只能助長這種殘暴的蔓延，從大屠殺直到今天的事例，無不說明這一點。天助自助者，面對制度的極端之惡，我們還需要勇氣。

勇氣從何而來？漢娜·阿倫特說，思考可以帶來力量。當然，思考也會帶來勇氣。深入而獨立的思考，必然會讓我們堅信正義，堅信人類普遍的價值，堅信人類的良知終將戰(zhàn)勝邪惡，自然就會有了反抗的勇氣。只有放棄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本來上午應當寫論文的，結果一開電腦就變成了看電影，而且看完電影還想寫點東西。好在電影拍的很好，完全值回時間。
我為什么說這個電影好呢？這并不是說它用了什么高妙的拍攝手法，或演員的演技、裝扮有什么特別之處（不過還是要說，阿倫特還是學校的超級學霸時真美；而海德格爾比照片上還猥瑣）。這部電影好在啟人深思。若論啟人深思，那么直接去讀阿倫特的原文，或普及的介紹讀物不是更好嗎？為什么要看電影？
按昆德拉的意思講，小說相對于哲學的意義在于，它展示人在做選擇時的具體情景。更具體地說，小說、電影這些形象化的藝術形式有一個無法取代的好處，即它可以讓人們在精心雕琢的情境下做虛擬的道德判斷。這種藝術提供的機會無法取代，是因為日常生活并未給我們?nèi)绱硕嗟臋C會，而每一次新的抉擇都讓我們對人性認識得更深。假如沒有希臘悲劇，那么我們永遠也無法去設想弒父娶母的動機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沒法思考某些內(nèi)在于我們的想法究竟是不是道德的。假如沒有奧威爾，我們很難只憑思辨把極端情況下的人該如何行動考慮清楚。而根據(jù)康德（以及數(shù)不盡的哲學家），做道德抉擇、思考何為對何為錯，是自由（或理性，或人性）的最終保障。
基于同樣的簡單思考，我覺得，《漢娜·阿倫特》這部電影也會使人深入思考究竟在某些情境下究竟何為對何為錯，而它提供的情境恰倒好處，干凈利索。電影中提供了如下幾段情景：紐倫堡大審判及阿倫特發(fā)表關于“平庸的惡”的評論；漢娜和海德格爾的緋聞；在生活中漢娜與丈夫、朋友、學生的各種爭論或議論。每一個都為深入思考道德抉擇提供了情境基礎，而每種情境都能揭示出足夠重大的問題。具體來說，它們涉及如下幾個問題：

【納粹的罪責由誰來承擔】
控方指責艾希曼屠殺猶太人，而艾希曼則辯駁說他只是執(zhí)行上級命令，只是盡自己的職責而已。令所有人震驚的是，他竟沒有感受到相應的負罪感，而（真心地）認為自己是無辜的，最多只是有一點“分裂”。法庭一再用猶太人被殘忍迫害作為證據(jù)，而這并不能根本動搖艾希曼的反駁。最終艾希曼還是以通常罪名被絞死，但他難道是個毫無感情的惡魔嗎，或者他真是無辜的？
阿倫特的解釋是，納粹的邪惡已經(jīng)遠超過去的想象，根本無法用傳統(tǒng)法典上的罪名來衡量。艾希曼作為個人，在犯下罪行時時無意識的常人。這是一種“平庸的惡”，但在某且極端情境下卻能犯下最殘忍的罪行。他更大的罪行在于喪失了自我，這是反人類。不僅艾希曼，即使她的法國朋友、猶太委員會也因有這種“平庸的惡”。只有更深刻地檢審“平庸的惡”，才能真正認識到納粹究竟的罪責究竟由誰來承擔，才能避免悲劇的重演。
我沒有研讀過阿倫特相關的原文，但這里也不需要，電影提供的情景已足夠清楚，足以使人思考了。倘若承認了“平庸的惡”，那么是否意味著每個人都要經(jīng)常高強度地檢審自己的每一個選擇，因為許多無意識的行為其實承載了最邪惡的東西？這種有點存在主義式的生活方式真的現(xiàn)實嗎？艾希曼作為納粹的頭領，他的行為會被追究，但小人物也有與他同樣的動機，也導致了同樣的事情，罪孽幾何？
這里當然有張力存在，但教誨已足夠清楚：我們應當意識到自己是自由選擇能力的人，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考慮自己應當如此選擇，而非把一切都推給下達命令的上級、家長、習俗。當然這種檢審具體如何進行、責任具體如何劃分、是否會讓人累的身心俱疲，是值得更深入討論的。兩德統(tǒng)一后，向翻越柏林墻的民眾開槍的軍警也同樣被審判，他們也訴諸于艾希曼同樣的辯解——服從命令而已。而這次判罪的理由比紐倫堡審判時好了許多：他們本可以在（被迫）執(zhí)行命令的同時把槍口抬高一點的。
德國人反思納粹的深度常常超過常人想象，這部電影在這一主題上達到了這個深度。

【哲學與政治的張力】
這個主題自從施派流行起來以后已經(jīng)爛大街了，不過它的確值得思考。電影為我們呈現(xiàn)的是：不僅在民眾，甚至在懷著復仇情緒的知識分子眼里，阿倫特所謂艾希曼是無知的，只是在用一種奇怪的方式為納粹辯護。而關于“平庸的惡”的思考勢必把一部分責任到作為受害者的猶太人自己頭上去，這簡直是駭人聽聞。于是來自憤怒的民眾的電話或信件接踵而至，而來自朋友決裂、勸誡、失望、不理解也影響到了漢娜的生活。
其實漢娜與朋友的爭論從一開始就充斥了整部電影，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能理解為什么阿倫特要以那種奇怪的態(tài)度為艾希曼辯護，只是爭論在私下以種種方式被平息了。只有丈夫理解她，他也覺得審判并不正義，但卻擔心妻子會不會因思考回到過去的“黑暗歲月”。而阿倫特的文章在《紐約客》上發(fā)表并引起眾怒后，她的第一反應是別人沒有仔細讀它，但這被丈夫說成天真。眾人沒能閱讀并理解她的觀點，這究竟是因為眾人的愚蠢，還是因為眾人根本不會真正閱讀與自己意見嚴重相左的觀點？有人說（歷史主義的），使自己被排斥的最佳方式，便是不斷挑戰(zhàn)自己所在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即使它們是獨斷的。
影片中，更深一點的問題是：既然眾人無法理解哲學，那么哲人是否應該把自己激進的觀點發(fā)表出去？如果以施派的方式回應，她當然不應如此幼稚，至少該采取一種更謹慎的方式進行表達。但片中阿倫特卻說激進并不就是錯的，應當有勇氣去發(fā)言（片中反復提到勇氣）。還有一個內(nèi)在問題：是否有一些觀點明明是真的，但基于現(xiàn)實永遠也不該說出來？比如最后阿倫特在大教室進行了一場精彩的演講，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說服了所有的學生，但卻沒能說服自己的猶太老友，反而使他下定決心與漢娜決裂。學生被說服，是不是因為他們身在美國沒能經(jīng)歷當年的恐怖，而猶太朋友沒能被說服，是因為他經(jīng)歷了一切，如果再說三道四那么就是褻瀆？顯然，哲學的危險處境在于它對一切都想說三道四。
有意思的細節(jié)是：阿倫特覺得自己要卷鋪蓋走人了，但丈夫安慰她說在美國并不用擔心被驅逐。但政治與哲學，或懷著情緒的大眾與試圖說出道理的哲人之間的矛盾并沒有被消解。哲人該如何做？作為大眾我們該如何看待似乎完全無法理解的思想，這都是值得深思的。

【該如何評價海德格爾】
我不是太懂海德格爾，因此不敢貿(mào)然寫太多，這比評價納粹還要復雜。無論如何，這是所有哲學學生最感興趣的八卦，至少一睹了“女神”當年的風采。
片中每次出現(xiàn)與海德格爾相關的段落，都由兩張舊照片引起。這些段落包括：（阿倫特還是學生時）在圖書館聽到男同學對她說海德格爾向納粹效忠、海德格爾上課給學生講如何“denken”（思考）、阿倫特去海德格爾辦公室、阿倫特和海德格爾做愛做的事；以及（戰(zhàn)后）阿倫特與海德格爾再次相遇。實話說，這些段落并不試圖使人明白為什么教會了阿倫特“如何思考”海德格爾要當納粹、或海德格爾為什么不道歉、或阿倫特對海德格爾的態(tài)度究竟是什么。它們主要意義是引起困惑，讓電影的主題更深更廣。
不僅我們不理解，片中阿倫特的朋友、丈夫、甚至她自己也沒能解釋這個問題。每次朋友問她關于海德格爾的問題，她都會回答說最愛是自己的丈夫——這種甚至有些做作的愛，是否是為了撫平心中的困惑？先知式的哲人是否會在政治上犯如此幼稚的錯誤？還有，哲學家跪在女學生膝下時，他還是那個哲學家嗎？我只能說不知道。

總之，這是我今年看過的有關哲學的最好的一部電影，至少比那部《維特根斯坦》強多了，盡管后者視覺效果出彩，但除了讓人看出維特根斯坦是個怪異的天才外，并未帶來更多原文以外的思考。

首先來說媚俗點

1. 抽煙。漢娜抽煙的鏡頭不下10個吧，即使抽煙是個文藝的，有些文人可能還為之喪了小命，但是并不是每個文藝女青年都要抽煙。即使?jié)h娜幸好是個煙鬼，也不必在慢鏡頭推進的時候，再拿抽煙搞個更慢的鏡頭，漢娜絕對有除了抽煙之外，讓大家過目不忘的其他特質，我想她老人家躺在棺材里有天聽說我們后人這樣埋汰她，肯定跳出來，指著我們的鼻子罵我們不懂事，要學習的！

2. 緋聞。她和海德格爾，是永久的緋聞，不滅的神話。不得不承認，沒看之前，自己也期待過，電影中會有點涉及。但真的如愿以償了，又不免失望。海德格爾潛入她房間撲上去的時候，小心無比激動, 生怕眼睜睜地看著一朵鮮花被豬給拱了。還好，導演也只是點到為止，剩下的讓大家去想象了！

3.語言。電影語言主要是德語，輔助為英語，對我來說沒啥，說英語的時候，因為我主要精力用來看字幕了，可我的幾個朋友受不了，說口音太怪，故意為之等等喋喋不休了一路。實際上，我還沒揣摩透，為啥導演會安排三個關于語言的情節(jié)，一個是同事聚會，糾正漢娜的發(fā)音，一個是紐約時報編者？和漢娜討論語言問題，另外一個就是，編輯部的人暗暗嘲笑漢娜的語法問題。我不覺得這和主題有關，或者說這點不值得這么多鏡頭。

4. 有關艾希曼的被捕。那個鏡頭太假，以致于看完之后今天我才反應過來，是被捕。這個還不是重點，重點在于，那個鏡頭給人的直接感覺是，SS重現(xiàn)，而不是一個惡者罪有應得。更多的是一種，國家機構的強權。不過這也可能是我最近看集中營文獻過多而產(chǎn)生的后遺癥。

值得推薦的地方：

1. 艾希曼耶路撒冷原材料的應用。我覺得，這個是這個電影給我的第一個最大的沖擊。艾希曼的慢條斯理，冷靜，邏輯清晰，面無表情...... 和幸存者控訴時的難以自控，語無倫次，甚至崩潰離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再長點，我估計我都承受不住。這個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漢娜的平庸的惡的觀點。

2. 漢娜的私生活。 電影中比較感人的是，她的兩個朋友，一個是互相調侃卻相看不厭，一個是貼心相助一路相隨，看著她們一起歡笑一起飆淚，感覺漢娜很幸運，在高處不勝寒的時候，還有朋友在身邊。相比之下，男性朋友，大多比較扯皮，包括海德格爾。

3. 成書過程。如果不看電影，不讀傳記，大多數(shù)人可能想象不到，這本書會給漢娜帶來這么多的打擊和困擾，我們應該還會一廂情愿地認為，當時世人和我們現(xiàn)在一樣對這本經(jīng)典教材一樣頂禮膜拜呢。在最困難的時刻頂住了，堅持下去了，才會成全自己。

4. 時人對該書的反應。當校委會粗暴地決意停下漢娜的課，漢娜決定公開為自己辯解時，我既為她的勇氣而鼓掌，同時也為她的無奈而氣餒。當學生為她的演講而鼓掌的時候，我也真正為之歡呼。在此，經(jīng)常套以“幼稚”的年輕的學生，在此卻遠遠把那些“淵博” 的教授們給落下了，十分值得玩味。

5. 關于形而上的問題。這個影片中提到了很多次“思考”，用海德格爾老爺爺?shù)脑捑褪恰癲as Denken”。我覺得，當中插敘漢娜去質問海德格爾，為什么對世人不解釋也好，還是漢娜說，艾希曼的“平庸的惡”不是在于他不能思考，而是否認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不愿思考也罷，還有第四條中校委會和學生兩種不同的反應，都表明了思考的能力和意愿的問題。其實這個歸結到底就是“不能”還是“不愿”的問題，進一步說也就是勇氣的問題。用康德老爺爺?shù)脑捳f，就是要有勇氣利用自己的理智，脫去蒙昧，逐步啟蒙。

總體來說，在糅合了大眾口味，人物傳記和歷史史實和哲學思考的情況下，還能把片子拍成這樣，值得推薦。

PS： 今天看了本有關納粹戰(zhàn)犯心理分析的書，有講到 1946年的時候，有人組織對戰(zhàn)犯進行系統(tǒng)的心理分析，一共邀請了10個心理分析師，最終沒人做出任何回應。后來分析，他們很清楚，公眾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不敢把他們的結果公之于眾。1974年，又重新做了一次，8個戰(zhàn)犯8個普通人，分給15個心理分析師，匿名，要求他們說出，分析對象屬于那些人群，結果沒人認為在其中有戰(zhàn)犯，甚至有人認為其中有民權維護人，有藝術家，心理學家。。。 玩味之處，這一結果其實并不支撐漢娜的觀點，平庸的惡，因為他們連惡都算不上！


剛剛看了一張Adolf Eichmann的照片，問一下各位同學，在這張面孔上，能看到平庸和惡么？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347514/347514/0/4e0b3ea48a0b53cb9052eec2.html#albumindex=0&picindex=1

        美國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是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部關于哲學家的電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學家大部分時候就是坐著思考，本片導演瑪格雷特·馮·特洛塔，也是德國新電影運動的資深導演，還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關于思考的傳記電影。
        1924年，18歲的漢娜?阿倫特成為35歲的年輕編外講師海德格爾的學生和情人，這段地下情維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爾決定讓阿倫特離去。一般學者大師的婚外戀情、政治經(jīng)歷，傳記電影中都是一筆帶過，點到為止?？伤某鯌俸５赂駹柶呛髞肀人€名滿天下有哲學王之稱的存在主義大家，參與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攪進后來萬劫不復的納粹暴政。注定她與海德格爾這段糾葛無法忽略。個人感情的痛苦成為她擴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個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倫特的思想活動局限于哲學領域，甚至還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這個她深愛的才華橫溢的教授卷入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狂潮中附逆納粹，并且天真地為這場運動提供一種存在主義的哲學解釋。 再往后，阿倫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縮到沉思的孤獨中，對他認為混亂而敗壞的公共領域投以蔑視。一個哲學家沉浸于個體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領域的能力，阿倫特痛心海德格爾的選擇，開始強調知識分子的行動性。
        影片在這樣的背景下以1961年對納粹軍官艾希曼審判為切入點，以阿倫特報道此事件寫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關于惡的平庸性的報告》發(fā)表引起巨大爭論結束。
        1960年《紐約時報》上的一篇報道引起了漢娜?阿倫特和朋友們的注意：以色列間諜在阿根廷發(fā)現(xiàn)了納粹時期殺害猶太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的蹤跡，并于5月將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堅持在本國審判艾希曼。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階并不高，只是黨衛(wèi)隊中校，但是他曾經(jīng)擔任過德國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長，是猶太種族大清洗的前線指揮官，負責一車皮一車皮地組織運送整個歐洲的猶太人，在他的監(jiān)督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屠殺生產(chǎn)線到二戰(zhàn)結束，共有五百八十萬猶太人因“最后方案”而喪生。
        于是阿倫特向《紐約客》總編提出，她愿意作為記者，去耶路撒冷報道審判的有關情況。此時的她已完成《極權主義起源》《人的條件》等大作，在學界德高望重，有這樣的名人擔任特派記者，總編自然樂不可支欣然接受。她在變更1961年日程推遲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信上寫道，“您一定理解我，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為我曾錯過了報道紐倫堡的審判，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對戰(zhàn)爭罪犯審判的機會了?！彼堑录q太人，納粹興起逃離德國，流亡巴黎，在法國集中營所幸戲劇性地出逃前往美國，后入美籍。作為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也指引著阿倫特的思考，這些外部事件為什么會發(fā)生？她把此行視為一次歷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關于惡的平庸性的報告》由《紐約客》5次連載。這份報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對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她根據(jù)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現(xiàn)及對有關卷宗的閱讀，發(fā)現(xiàn)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個本性邪惡的魔鬼，平時熱愛家庭、熱愛音樂、熱愛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態(tài)，精神病學家鑒定“他的精神狀態(tài)比做完他的精神鑒定之后的我還要正常。”“不僅是個正常人而且還非常討人喜歡?！?就像恐怖分子尋常得可能輕易成為我們的鄰居或飛機上的鄰座。由此，阿倫特提出了“平庸之惡”這一個觀點，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來的不做判斷。這類通過執(zhí)行國家命令，透過行政程序，從事集體屠殺政策的人，被稱為“案牘謀殺者”，他們嚴謹干練的良好素質加上無思的順從效忠，正是暴政與專政的天然基礎。第二部分是對猶太組織的評價。她甚至批評當時猶太組織領導人，指責他們未能領導猶太人對當初的迫害進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與納粹形成了同謀。最后一部分是關于艾希曼審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國乃至歐洲引起強烈反響。就阿倫特本身運思歷程看，艾希曼審判事件的報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轉折點，這個事件的爭議帶動阿倫特從思考實踐活動意義走進探索思考與判斷的哲學課題。
        導演瑪格雷特·馮·特洛塔憑借此片獲得了2013年德國電影獎最佳導演提名，她說“我只是拍我喜歡或者感興趣的人。但如果說這部電影有什么理念的話，那就是你應保持自我反思和獨立判斷能力，不要追隨某種觀念或者時尚。漢娜說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首先，漢娜作為一個待過集中營的猶太人，能夠拋開自己的身份和經(jīng)歷去“理解”阿道夫·艾希曼，實在不是常人能做到的（當然，她自己也說了理解不等同于寬?。?。我們在對待任何人事物的時候，都基于自己的立場，要拋棄自我的偏見是非常困難的事。從這一點，就可以說她是偉大的。
第二，漢娜對”阿道夫·艾希曼“的評判。她認為，他會犯下這樣的行為，是因為失去了作為人的基本能力——思考。他只是像做一件普通工作那樣”高效、準確“的完成。當黨衛(wèi)軍在首長的指導下，完成第三帝國的偉大理想時。他們都躲在這個龐大體系背后，機械地活著。這個”偉大的目標，民族的崛起“就是保護個人丑陋和邪惡的最好屏障。當眾人犯罪時，個人就不會覺得那是犯罪。當有一個高尚的理由撐腰時，屠殺和犯罪都成了”戰(zhàn)斗“。納粹不是一個人，把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也不會是一個人。我們是整個體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點，但是就是這每一點的不作為、不反思而造就了整個納粹。每個人都有罪，當然你也可以說每個人都沒有罪，因為他們只是執(zhí)行而已，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納粹是邪惡的，是反人類的。而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都要為
第三，如果說希特勒利用民族主義和復仇情緒煽動了整個民眾，那么戰(zhàn)后猶太人的仇恨心理何嘗不是民族情緒的膨脹。你是猶太人，就不應該為納粹說話；你是猶太人，就應該仇恨納粹；你是猶太人就應該愛以色列。如果，你對以上問題提出疑義，那無疑你就是叛徒。其實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話，其實根本就沒有必然的關系。

生活是有慣性的，思維也有是一個固定模式。社會根據(jù)我們的出身給了我們身份，然后我們就要做符合這個身份的事情。對人、對事分類，有利于我們遵循固有的應對方法來應對人事。只有大家都按照統(tǒng)一的規(guī)則去生活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平衡的（不是和平），整個國家機器才能正常的運作下去。任何試圖打破的人，都將遭到攻擊和打壓。所以，漢斯是從情感上和思維慣性上都是不能接受漢娜的思想。輿論也是很難接受這種觀點的，這和他們對納粹的固有定義相差太遠了。不符合他們的民族情感。

所以，說到邪惡。你可以認為，人人都有邪惡的一面，只是看有沒有一個面具可以躲在后面，合理、高尚地施惡。同時，我們都有善良的一面，這個世界上沒有純粹的好人和壞人。善惡是相對的，好壞也是相對的，你站在不同的立場，依據(jù)不同的標準，評判同一件事時，是會有不同的結論。

Hold on&Humble

這部電影的姿態(tài)很特別（話說我喜歡法國版的海報，主題多明確！）

政治社會學題目上，卻沒有做那種大師級「我高貴冷艷思想高深你們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開始就是兩個中年婦女聊家?！肝业睦瞎菢O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間打情罵俏，同朋友之間的嘻笑互動，是有煙火氣有肉血感要把觀眾拉近的節(jié)奏。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備背景信息——從標題開始就極簡。除了海德格爾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誰，她去以色列聽審的被告是誰，犯了什么罪……這些關鍵信息都是一句話就帶過去。

即是說，雖然電影的總體風格是親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藝片的范疇內(nèi)，但是觀眾應對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認知才不至于落拍。電影和觀眾的雙向選擇過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場觀眾對電影語言的解讀能力——所要傳達的信息多數(shù)由臺詞傳遞，卻對知識層面有所要求，可以說是從標題到海報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這就很難說是具有「娛樂大眾」屬性了。以「學習思考」為目的的電影而言，對歷史背景的輕掠而過，意味著其最終的訴求乃是——請思考。

思考的主體，是自備一定信息量又有興趣愿意花時間看這部電影的人。而思考的主題內(nèi)容是——思考本身。

聽到了不等于就聽懂了，聽懂了不等于就聽明白了。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樣擁有心電感應的能力，只能依賴符號交流。符號在傳達信息時會失真。

Hannah說英語帶有很重的德國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聽懂她在說什么）。她周遭的德國小群體急眼了就用母語唇槍舌戰(zhàn)，美國同事們在一旁干瞪眼。這個「語言障礙」的梗在電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現(xiàn)了個體與個體、個體與人群、人群與人群之間「聽到」、「聽懂」和「聽明白」之間的分歧差異：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二戰(zhàn)幸存下來的猶太人和他們年輕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讀者們，她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們……在各自表達、聆聽和理解之間都存在這種「障礙」。

最簡單繞過障礙的做法——依賴第三方解讀。在耶路撒冷庭審之前有一場很長的爭論戲，聽不懂德語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語的學生，被告知「這么快的語速我聽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書Lotte口譯，后者的回答是「聽Hannah自己跟你說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讀為原有信號添加了噪音，最壞的情況會加大理解分歧。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沒有看過文章或者沒有看完的人，也紛紛打電話寫信去謾罵，就是聽從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讀，根本不去聽作者本人的陳述，就自以為「聽懂了」。

如果想要聽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應該聽Hannah本人用英語陳述。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觀眾達成的共識。

艾希曼的庭審基本使用了資料片段。每一個片段結束后，都切到認真聽審的Hannah。這一段觀眾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們也在觀看庭審紀錄（雖非全部）。在觀看這段紀錄的時候，我們做了什么樣的思考？下了什么樣的判斷？庭審結束后，又有一段爭論戲讓Hannah表白自己的觀點。到此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漢娜）的陳述結束。

聽懂了。但是有沒有聽明白呢？

英語并非Hannah的母語，所以這番陳述中可能還是有用詞不當、發(fā)音錯誤、語法不嚴的地方，仍然存在表達與理解之間的間隙，這個間隙的填補，一是需要陳述者自己去彌補（比如Hannah請Mary糾正自己的發(fā)音，交由編輯部梳理自己的語法等等），二是聆聽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話語本身」與思考「事實本身」。
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內(nèi)容。片中《紐約客》的主編在審稿時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觀解讀」，Hannah回答說「這是事實」，主編默認，就是這樣的一個「填補過程」：根據(jù)內(nèi)容提問、根據(jù)事實回答、理解回答的內(nèi)容并思考事實是否真如其所說。這個問題的關鍵在Hannah是否對于二戰(zhàn)時的猶太領袖們的動機有否「臆測」。

所謂「臆測」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斷語「以她的聰明，不可能會想不到這篇文章帶來的（負面）轟動效應」——在毫無事實根據(jù)沒有對質的情況下主觀對他人的私生活、思維活動、情緒體驗等等進行「肯定/否定推論」。電影以細節(jié)否認了這種「臆測」又故意突顯這句臺詞，直接就表現(xiàn)了「臆測」的核心特征和社會性危害。非常聰明。

「臆測」是一種群眾喜聞樂見使用起來亦得心應手的「理解」方式。
這一方式的應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過路人、讀者、同事、朋友各個群體，得到了全方面多層次的展現(xiàn)。通過臺詞有點有面地展示了時人對Hannah「反猶」、「藐視本民族」、「過于理性而忽略人類的感情」這些主要指責，又通過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誼、跟海德格爾之間糾結的感情牽扯而一一予以否定。只有排除這些「臆測」的干擾，才能冷靜地聽明白。

近幾年，在討論（或者我更喜歡使用「吵架」這種更有情調的詞）過程，我也會高頻地使用「請不要臆測」卻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盤。所以關于那句引發(fā)口水仗的「（二戰(zhàn)時的）猶太領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在事實上）配合了納粹。否則遇害人數(shù)當大大下降」這句話，我完全無法理解當時美國人與猶太人的反應，就不知道到底是因為我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背景，還是本身所謂的「反社會」（「高貴冷艷」、「傲慢無禮」、「沒有感情」etc）屬性所致。
在我來看，如果要反駁Hannah，應當以這句話的內(nèi)容是否屬實（1. 當時的猶太群體多有「領袖」 2. 「領袖」們是否在事實上配合了納粹的種族滅絕行動 3. 這種「配合」是否導致了更多的遇難者）；如果要深入，應當以Hannah從此種現(xiàn)象得出「庸惡」的「論據(jù)」-->「論點」路徑是否清晰嚴謹。諸如「傷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類的無聊，既不能對事實有所證明，也不能對理論有所幫助，完全是浪費時間和精力，根本沒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擊，與影片前半段眾人圍繞艾希曼一案的爭論，恰恰證明了她所謂「庸惡」的觀點：翹著腳使用第三方解讀是思維的懶惰（有別人已經(jīng)嚼過看起來好像也嚼爛的東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測」是思維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著「說話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體了」就不需要與對方的觀點直接對峙）。納粹，與那些寄恐嚇信給Hannah的人，在「行為」上雖有不同，在「本質」上都是根源于集體思維的懶惰與怯懦。

至此，電影已經(jīng)完成論證過程，并用Hannah鏗鏘激昂的演講（暨自我辯白）結論。但是為什么？在片中時不時露臉的海德格爾留下這個問題是沒有回答的：為什么一個天生的thinker仍會「庸惡」的時候？為什么Mary會很自然地請Lotte翻譯，在Lotte拒絕前觀眾也會很自然地認為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其實在思考這一運動上也成立：假如沒有外力影響，我們總是在同一思維軌跡上前進。這樣比較節(jié)省能量（精力and時間），并且與社會大部分保持一致也會比較安全。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維上的「慣性」，絕大多數(shù)個體具備同樣慣性時就形成了一個密閉空間，逃離這個慣性的個體思維就成為社會「禁忌」。
這些「慣性」和「禁忌」不允許你問「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應不應該」，只要求你「順從不要越界」。比如「你是猶太人就應該愛以色列」（可以擴展到各個民族與國家的對應關系），這一種立令對方放棄思考的要求其實無處不在且在某種社會環(huán)境下被視為「美德」（在帝國時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應該恨猶太人」的「慣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會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習從這種慣性很難立突擺脫（做網(wǎng)站的都很熟悉這套理論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據(jù)「花越多時間在上面就越難拋棄」的行為模式設計的），再者為保持所處空間的穩(wěn)定性社會群體會盡力阻止個體突圍。托勒密系統(tǒng)上的球越加越多、計算越來越復雜，斷不會止有哥白尼一個人覺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這個體系，就意味著前一千年的思維方式作廢，所有習慣于這個思維方式的人都要轉軌道，而且萬一新軌還不對頭，就會造成chaos——社會動物最害怕的情況。

諸如「猶太人必須愛以色列」、「納粹都是變態(tài)殺人狂」之類的觀點就是當時托勒密系統(tǒng)上的小球，一旦提出「這個球的位置不對」必然要重新計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論體系。所以那些聽Hannah演講的年輕學生們因受的慣性約束小，又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納她的解說，而年長的教授們則更頑固己見不愿意去毀壞自己的「思維內(nèi)部生態(tài)平衡」（一如當年的海德格爾），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年輕學子，或者我們?nèi)魏我粋€人，能免除「庸惡」的制約與誘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夠抗住壓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編、Mary、學生們）hold on之外，還需要humble（我稱之為「與狼共舞」）。在針對Hannah的諸多指責中，唯有「傲慢」這一項被微妙地認同：Mary糾正Hannah的發(fā)音后周圍友人紛紛低聲「她不喜歡這樣」，Mary說「是她自己要求我糾正她」之后更是友人驚詫。這亦體現(xiàn)在惡意指責甚囂塵上時，Hannah依然拒絕向公眾解釋，意下「反正他們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們的事」。
但是一種突破禁忌的觀點，必然需要進入到集體的軌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變速度（的標量或/及矢量）」的外力。Hannah不但站到了講臺上，還正確地發(fā)出了chips這個詞。要雙方面共同的努力——陳述者更耐心細致地解釋，聆聽者更理性主動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礙。

影片的姿態(tài)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觀眾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