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11》還沒上映時，眼尖的人就發(fā)現(xiàn)了電影小男主角像賈樟柯，也有謀體問過王小帥此事，王小帥也覺得當初拍攝時沒發(fā)現(xiàn)，成品出來后越發(fā)覺得那小孩像賈樟柯。電影無論講述的是賈樟柯的童年還是王小帥的童年，對于生于60、70后的來人說電影中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故事發(fā)生在1975年，文革已經(jīng)結近尾聲了，雖然我也生于七十年代，但出生時文革已經(jīng)結束了，所以對文革的事情更多是爸爸媽媽那聽到的。小賈同學是廠區(qū)子弟學校的一名初一學生，廠區(qū)子弟學校，那也是當年計劃經(jīng)濟時的產(chǎn)物，較大的工廠就像一個小社會，有自己的醫(yī)院、學校、浴室、食堂、商店。

當年能生為廠區(qū)子弟是一件相當光榮至上的事情，當你生下來的第一天就是躺在廠區(qū)的醫(yī)院里，再大點隨著父母在廠區(qū)的食堂排隊打飯吃，在廠區(qū)的浴室光著身子泡澡。上完了廠區(qū)幼兒園接著是廠區(qū)的小學中學技校，讀完這些無論你的成績好還是不好，都能順利的進入工廠接下父母的崗位，再下來就是在廠區(qū)內找一廠花結婚，為廠區(qū)繁衍下一代。直到九十年代，一批國企的倒下解體轉制，廠區(qū)的生活才結束，那和諧安穩(wěn)的小社會被融入到了大社會中。

小賈同學為了能得到一件新白襯衫向媽媽央求了好久。記得當時家里有肉票、魚票、蛋票、糖票、布票、煤票，對于生長在七八十年代的人來說再熟悉不過，在當時物質計劃分配，所有的東西都要憑票購買，所以做一件新衣服父母總要思前想后很久。只有在過年和過六一時，父母們才會讓小朋友們穿上新衣服，對于現(xiàn)在只有要有鈔票沒有什么買到今天來說當年的日子是多么的貧乏。

小賈的媽媽用縫紉機為小賈為了一件白襯衫，在那個年代縫紉機是家里必不可少的物件，一家老少的衣服大多是媽媽做的，記得當年媽媽連夜為姐姐做過一條裙子，真神了，又快又漂亮。小賈同學后來還是弄丟了那件白襯衫，還目睹了一個殺人犯的逃亡。弄丟東西這樣的蠢事我也干過，上學時弄丟了了二元錢餐費，連著兩天裝病呆家里，都沒敢去學校。二元錢在今天來說真不算什么，當年可是一筆巨款。

十一歲的男生青春懵懂期，對于成人世界對于性又好奇又有些不安。不經(jīng)意間撞見了父母在床上的親親我我，不經(jīng)意間偷看了鄰家姐姐換衣服，故意去驚嚇在街角巷尾親熱的男女青年，故意用雙腿緊緊夾著學校的雙桿讓一股暖流從身體內緩緩流出。每一個青春期的男生或多或少都會干些現(xiàn)在看起來比較二的事情。

電影從一個十一歲男生的眼中看到在一特殊時代下成年人身上發(fā)生的事情，記錄了我曾熟悉而又已遠去的生活。

一直捉摸不透這部電影。一如捉摸不透生活。

我想起（那位被形容為陰謀論妄想狂的）居伊.德波的話：“一般歷史生活的缺乏也意味著個體生活至今還沒有歷史”。這令人困擾的概括體現(xiàn)在影片中，似乎已經(jīng)成為王小帥最被詬病的一點。

影片中很多顯性歷史“缺乏”的并列，比如反抗時代而殺人的人和少年對白襯衫的愛慕并列；以革命名義械斗中的喪生與少年初次遺精并列；歷史的生死關頭與少年們無足輕重的背叛并列——“一般歷史生活”與“個體生活”一股腦于11歲少年生命中驚心觸目，彼此消抵，錯合，分裂，再滲透。而最后——如果有最后——“一般歷史”竟然凝縮在殺人犯與少年對白襯衫的同樣鄭重里，讓人懷疑這是不是王重新考寫“歷史”的野心并擔心這種可能到底如何。或者，影片的自傳式色彩，多少可以回避這種指責。那么多事，大家怕都已不相信了。貌似坦白的更多指向自己的信或不信的態(tài)度，是今天唯一可做的令人可信事情吧。越過懷疑，不得不贊賞，假如影片給出的對白襯衫的鄭重，是王重新考寫“歷史”的機智（正如他一貫的機智），他還是做到了“一般歷史生活”與“個體生活”的某種接點。這接點是禁忌。

“個體生活”被壓抑而又最執(zhí)著的要求，構成了“一般歷史”和“個體生活”博弈的禁忌層面——如許之多的歷史冠冕話語，也是來自于被精液污弄了自己的羞澀感，然后羞澀地禁忌討論兩者的同一或不同一。再然后，興致勃勃地，“一般歷史”和“個體生活”于是可以被合適對待了?？墒莿e忽略，愛慕白襯衫，仍是歷史話語使然，它和一支無毛陰莖首次迸發(fā)的秘密聯(lián)系，正乃禁忌所在。

心痛的不僅僅是禁忌要使禁忌不成立這句空話，而是必須要使11歲瞬間過去，某種比時間還不留情的自我抉擇要趕在時間過去之前疾速趕過去。

與《青紅》相比，《我11》的基調稍有放松，但即便如此，在文革這樣的大背景下，孩子們的青春依然短暫到令人心疼。導演對那個時代的定義正如電影的開頭所說的那樣：生命的烙印不會因為遐想而發(fā)生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它，并且接受它。

很顯然，這是一種悲觀色彩濃厚的解釋。一個人徹底向時代妥協(xié)的益處是可以茍且存活，但知識分子需要額外付出精神痛楚的代價，從內心深處來講，他無法信服這個時代，但是從他的表現(xiàn)來看，他需要贊美這個時代，這種內心分裂的傷口總是會在某些特定的時刻劇烈疼痛。在每一個生活的小細節(jié)里，經(jīng)由成人再將這種感受處覆蓋到孩子身上，讓天真無邪的孩子過早地承受源自成人世界的痛楚，無論是文革時期還是今天，都是極為殘酷的一件事情。

因為領操的關系，王憨需要一件新襯衣，在那個特定的背景里，這是一個不易被滿足的奢侈要求，由此王憨展開了與母親、同學、逃犯的博弈，從襯衣得與失的過程中，通過一個孩子的視角，父親與母親的教育方式、布票與紅燒肉的為難，以及同學們的羨慕嫉妒恨，大人之間欲言又止的談話，父親的被打，幫派之間的群毆、革命海報與革命歌曲、嚴打整風運動、潮濕的街道、朦朧的空氣、人們毫無生氣的青灰色著裝……所有的一切折射出了整個時代的特征，壓抑與殘酷的情緒在這種氛圍下被充分放大，孩子們的浪漫被擠壓得干干凈凈。有好幾處影片出現(xiàn)了一些更具戲劇性的（且有可能更輕松，比如《陽光燦爛的日子》、《可可西里美麗傳說》）故事走向，但每每都被這位有過三線工廠支建經(jīng)歷的導演掐斷，或許殘酷才是導演對那個時代唯一的定義，在王小帥眼里，荷爾蒙的幻想注定只能成為這個定義下的犧牲品，不如盡早閹割掉。

在《青紅》中我們已經(jīng)見證過王小帥的執(zhí)導風格，通片冷色調，大多數(shù)場景選擇在陰雨天拍攝，構圖封閉壓抑，音樂完全不參與到劇情中，但在《我11》中，這種風格稍有調整，因為本片選擇的是一個兒童的視角，貫穿在筒子樓與學校之間的是集體洗漱、集體生火做飯、集體做早操、集體游戲等更具有生活氣息的情節(jié)，因為情緒更為開放，所以影片的帶入感做得還算到位，觀眾可以從一個嘈雜繁瑣的當下順利進入到那個安靜簡單的記憶里，只是這所謂的“清新”只是一個表面的幌子，而悲劇正是在這種看不出端倪的狀態(tài)下發(fā)芽、緩慢成長，看似簡單的生活背后隱藏的是復雜的政治。11歲，原本應該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年紀，但在影片中，它成為了一個與父輩對接的路口，在影片的最后，王憨獨自轉身，無需參與一個事件，他已經(jīng)從內心深處讀懂了成人世界的某種規(guī)則并認同了父輩緘默背后的痛苦。從此之后，純真時光正式拉下帷幕，少年老成的孩子身上也會出現(xiàn)父輩特有的沉默。

或許很多觀眾在看完電影后和我一樣會有一種朦朧之感，朦朧一方面來自時代的久遠，另一方面來自視角的選擇，在孩子眼里，成人事件因為信息不夠完整而顯得過于碎片化，以至于在觀影過程中，我不止一次聽到有觀眾在討論“電影的主題究竟是什么”？不過看到父親對印象派的解釋之后，才搞明白了本片的風格不是追求真實的細節(jié)，而是把記憶里的印象呈現(xiàn)出來，就像“寥寥數(shù)筆，水波跳動”的那種靈動感。不過本片是否真的達到了這樣的境界，我也無法給出定論。

個人認為，孩子們的表演為本片加分不少，但大人們的表演則中規(guī)中矩，制作成本無法吸引到實力派演員，發(fā)掘新人又要冒較大風險，小成本片的尷尬一覽無余。所以我不會像大多數(shù)人那樣，因為作品質量的參差不齊而否定一個導演的能力，王小帥一直是我比較欣賞的導演，不是因為他拍出了大多數(shù)人都喜歡的電影，而是因為他一直都在拍自己的電影，在當今這個注重票房的電影環(huán)境下，一直保持方向感的只有那么寥寥幾人。

11歲那年，女生之間開始流行那種有兩種穿法的水晶涼鞋，那時家里出了點情況，母親心情一直不好，我便忍著沒說，只是有次跟同學換鞋子穿被她看到了，第二天一早一雙嶄新的水晶涼鞋就擺在門口的鞋柜上。

11歲那年，跟一個一直玩的很好的女生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吵起來，后來兩人互相都說了很多惡毒的話，于是到現(xiàn)在都一直沒有聯(lián)系，算起來這是第一個鬧翻的朋友。

11歲那年，春游的時候被一個高高大大皮膚黝黑的男生問有沒有喜歡的人，我說沒有啊，你呢。他說，我喜歡你呀。第一次被男生在公共場合表白，臉紅到脖子根。

11歲那年，寫的一個小故事被語文老師選送到某比賽，意外的得了一等獎，有一筆不少的稿費，這是人生第一筆真正屬于自己的收入，在學校也一直風頭無倆。只是因此被人嫉恨，處于風口浪尖上，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11歲那年，被選為少先隊大隊委，每周四值日，似乎從那時起周四就成為我的幸運日。那時的大隊輔導員總是喜歡開我和周三值日的那個皮膚白凈的男生大隊委的玩笑，每次這個時候，心中總是滿溢著小女生矯情的歡喜。

11歲的小男孩王憨，第一次看到死人，第一次被選為領操，第一次有了一件特別的白襯衫，第一次遇到殺人犯，第一次被小老鼠出賣，第一次撞見父母的性生活，第一次對一個大自己五歲的女孩有了不一樣的感覺，第一次遺精，第一次不明白這個世界。

十年之后，我21歲，坐在只有四個人的電影院看我11的首映場，看那個叫王憨的11歲小男生的悲喜故事。王憨，我想他父母大概是希望他大智若愚的意思吧，也或許是因為在那個年代裝瘋賣傻才能活下去。不過其實細想，哪個年代不是這樣呢。也是因為如此，我才不在乎這部電影背后的那些政治寓意，不在乎導演埋下的那些伏筆。對于我來說，這部電影能夠讓那些塵封已久的回憶都一一浮現(xiàn)，這就足夠讓我感動了。

十年之后，看著這部講述三十多年前故事的電影，才發(fā)覺，原來十年前那個11歲的少年就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愛、善良、信任、欺騙和背叛，而到了21歲仍舊在經(jīng)歷這些。

——評《我11》

看完電影之后我發(fā)了條微博：“這真是中國電影最好也最壞的時代——純粹的作家電影也能進院線了?！?br>可惜剛好趕上飯點，整個空蕩蕩的放映廳里加上我總共也只有三個人。想起王小帥本人的話：這部戲能上映就算贏——看來至少這位執(zhí)著的導演苦守該題材14年，最終在法國電影基金的幫助下完成《我11》的最低標準是達到了，但人非圣賢，即便求仁得仁，面對不到500萬元的票房慘敗導演本人依然無法淡定。22日晚在北師大舉行的學生交流會上，王小帥直接表達了對不能在同一平臺上競爭的不滿?！罢l會早上六點半起來跑到影院去看電影？現(xiàn)在給我們排的場次90%都是無用場。”
真的只是排次歧視問題么？這種論調很難不讓人想起純文學和網(wǎng)絡文學之爭。正如傳統(tǒng)文學和網(wǎng)絡文學的精神內核似是而非大相徑庭一樣，商業(yè)片和作家電影在價值訴求層面上絕對屬于兩個物種，在商業(yè)片擅長的領域比拼票房，文藝片顯然必敗無疑，即便貼上“故事、懸疑”的標簽，這部《我11》也由它的天生文藝片血統(tǒng)決定了無法從劇情、場面、特技和賣點各方面殺出院線商業(yè)片的重圍；但即便回到文藝片內部標準進行討論，《我11》的一再被觀眾冷落，大概也并非全無自身原因可尋。
作為王小帥自傳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我11》的兒童視角至少相對于《青紅》更真誠可信、還原當時三線場景也更細膩。
劇中長相酷似賈樟柯的主角小朋友叫王憨，與文革同齡，76年那年，“我11”。影片最初，四個剛發(fā)育的男孩貪饞地看著低頭走來的少女謝覺紅，只見她眉清目秀落落寡歡，比他們大好幾歲，上中學了——卻與身為小學生的他們同在一所學校——這個疑似BUG還沒來得及在腦子里成形，謝覺紅就在教室門前昏倒了。
雖然也會和玩伴們一起好奇謝覺紅到底“發(fā)育了沒有”，對于年方11歲的王憨來說，好看姑娘畢竟不比當全校領操需要穿件新襯衫更茲事體大。為此他絕食、哭泣以逼，甚至差點偷母親的錢——這件新襯衣的出場如此霸氣，足以讓我們立刻明白，這部影片的襯衣當是和《小鞋子》里面的小鞋子、《無極》里的饅頭一樣，是貫穿全劇的關鍵道具。
果然，不久四個孩子就在大橋上看到了河邊的死尸。再不久，新襯衣差點在王憨昏倒在河水中時順流飄走，王憨因此罵走了玩伴，孤身一人在河邊撈起襯衣，等待衣干的過程中，襯衣——這件多災多難的襯衣！——又被潛逃的殺人犯謝覺強順手拿去止血，想要尋回襯衣（又是襯衣?。┑耐鹾涯懪苓M叢林，終于與殺人犯進行了一次短暫而驚心的交談。覺強說：你不要把我的事說出去，我將來一定還件新襯衣給你——故事每往下發(fā)展一步，襯衣都成了推動情節(jié)的重要因素，如果不是早在襯衣出現(xiàn)前苦主已死，這電影差不多就可以稱作是“一件襯衣引發(fā)的血案”了。
背景的青綠山林和隨處可聞的上海口音相互矛盾，隱約透露了背景是在當年上海工人下三線支援的貴州山區(qū)；處處從孩子視角出發(fā)，對性、死亡和械斗的微妙心理處理也看成到位：既好奇又害怕，歸根結底卻是茫然懵懂的。只是一件襯衣引出的殺人案，雖然給這部作家電影虛添了“劇情、懸疑”的名頭，真相卻一開頭就令人遺憾地一望即知。覺紅的父親渴望調回上海，卻連累女兒被人事干部強奸，兒子也因而淪為殺人縱火犯——說實話這劇情設置因老套而大大降低了控訴的力度，兒子放火被捉的情節(jié)大概是電影最牽強處了：戕害妹妹的兇手既已斃命，為何還一定要放火？

其余大多數(shù)時侯，這部電影節(jié)奏緩慢，情調十足。身為京劇演員的父親鼓勵孩子學畫，深夜點亮蠟燭展示印象派大師的復制品，用意雖嫌淺顯，姿態(tài)仍然動人；偶遇覺紅父女，避雨時老謝傾訴的哭聲也堪稱慘痛；而覺紅換被雨淋濕的衣服時，被侮辱和損害的少女背影更令人憐惜。整個故事平單線條而平淡緩慢地發(fā)展下去，偶爾也不忘展示文革符號——造反派的械斗、被壓抑的性、響徹廣場的大喇叭以及就地正法。
可普通人的命運與不斷轟隆前進的時代巨輪相比，從來都是卑微不足道的——這邏輯令我忍不住想， 即便是另一個時代，截然不同的背景，一個孩子眼中的世界或許也同樣曖昧殘忍——世事原本也并不是非黑即白，中間充滿了太多兒童不宜的道德灰色地帶。
正因為沖突發(fā)生的時代感并不強，對文革的控訴也不新鮮，《我11》終于再次回歸導演的自說自話——這也是許多人從《青紅》之后開始對王小帥的質疑，個人烙印畢竟無法和對他者的感染力劃上等號。這一次，王小帥的童年面目退隱模糊在了影片刻意制造的童聲喧囂中。力求細節(jié)逼真的最大好處，不外讓觀眾一起重溫了一次自我的成長史，卻并未令人真正感到成長的普遍刺疼——也許我個人最接近悲痛的觀影體驗，就是謝家父女呆呆站在監(jiān)獄對面，王憨一家悄悄從后門避開他們的一幕。但正如演員姿態(tài)的軟弱一般，這震動先天不足，終于在直達內心的半途彌散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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